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举行读书会 商讨中国共产党什么创设自个儿历史

上世纪90年代,由中共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

核心提示:分析了毛泽东发动并坚持文革错误的根源:“他又觉得还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帮’,又不同于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一种革命。这根本是幻想,他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出这个力量,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是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这样一个结局。”

11月15日下午,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编著的新作《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读书会在海淀图书城言几又书店举行。读书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和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教研室原第二研究部主任郑谦、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王海光教授以及国防大学林蕴晖教授、萧冬连教授受邀担任嘉宾。来自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和机构的180多名师生参加了读书会活动。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党史;抗战;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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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由中共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这部记述中共从1921到1991年七十年历史的著作,在官方版本中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良好口碑。党史专家金冲及参与了整个写作过程,他记下的胡乔木、胡绳两个组织者在写作期间的谈话,既是关于这本书写作的历史,也是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身份的党内高层对这段历史真实认知的心声。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中共党内公认的高水平书写,那么金冲及记录下的二胡谈话,应该就是当时两个组织者智慧和学识最生动的展现。

中共领导人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

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辛逸教授主持下,嘉宾与现场听众分享了《一本书的历史》的阅读体验,总结了该书在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史上的卓越建树,缅怀了以胡乔木、胡绳、龚育之为代表的老一代党史学家和党史工作者在编撰中国共产党历史方面的风范和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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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家从历史角度回顾了中共编撰自身历史的过程,认为《一本书的历史》首次公开披露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产生过程和胡乔木、胡绳的有关谈话,对于深入认识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政治价值、学术价值以及历史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胡乔木:“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

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

郑谦认为该书披露了一批富有价值的中共史料和党的理论家对于党史国史的重要看法,充分反映出胡乔木、胡绳将实事求是的学术追求和政治追求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反映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发展历程的重要节点,对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的写作产生重大影响。《一本书的历史》也可被视作“一本书的写作史”,更可以延伸为“一本书的阅读史”、“一本书的评论史”。

1990年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准备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4月,党史研究室把初拟的提纲送给胡乔木,胡乔木看后,批评提纲“思路不清楚”,他特别针对建国之初围绕合作化问题的波折强调:“‘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气来讲,类似的说法还很多。”

上世纪90年代,由中共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这部记述中共从1921到1991年七十年历史的着作,在官方版本中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良好口碑。党史专家金冲及参与了整个写作过程,他记下的胡乔木、胡绳两个组织者在写作期间的谈话,既是关于这本书写作的历史,也是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身份的党内高层对这段历史真实认知的心声。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中共党内公认的高水平书写,那么金冲及记录下的二胡谈话,应该就是当时两个组织者智慧和学识最生动的展现。

王海光回顾了中共历史书写从早期的“史政不分”到改革年代的“追求信史”的转变过程,认为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与史料的对话,也是历史学家与时代的对话,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代表着胡乔木、胡绳为代表的党史大家的巅峰,堪称中共党史领域的“时代经典”、“官史典范”。

所谓合作化高潮,是指1955年在毛泽东推动下开始的全国合作化运动。1953年开始,全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年1月,鉴于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出现不顾条件、急于求成的苗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建议对合作社“控制发展,着重巩固”。中共中央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1月10日,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给迅速发展的合作社降温。事隔一年之后,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严厉批评邓子恢等像小脚女人,在合作社问题上已经落在了群众运动后面,提出农业合作化目前不是下马问题,而是赶快上马的问题。在毛泽东强力推动下,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由此造成速度上求快、规模上求大、所有制上求公的倾向,给仍处于传统发展水平的中国农业,带来了许多问题。

一、胡乔木:“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

林蕴晖、萧冬连指出,胡乔木、胡绳对党史问题具有时代高度和认识深度,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对于自身历史的高度自信,强调今天学习和研究党史要从方法论的角度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部经典著作,紧随时代发展和认识深化而不断推进中共党史研究。

1990年前后,中国的改革遭遇一些困难,人们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稍显迷茫,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对既往历史的认知中。看得出来,胡乔木在这一点上是清醒和坚定的,他针对写作提纲中肯定“合作化高潮”的思路指出:“像这样的事情没法肯定的。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就是任意的。党也是在全国会议上决定的,说推翻就推翻了,当然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从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历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加以合理化。而且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错误的,可以说是党内的公论。所以《七十年》一书对这样的问题,不说得公道,怎么行?”

1990年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准备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4月,党史研究室把初拟的提纲送给胡乔木,胡乔木看后,批评提纲“思路不清楚”,他特别针对建国之初围绕合作化问题的波折强调:“‘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气来讲,类似的说法还很多。”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张素华研究员转达了金冲及先生的看法和期望,强调这本书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背后的故事,希望年轻读者注重学习胡乔木、胡绳分析问题和写作党史的方法。

党史要有政治性,党史也要有“董狐笔”,这是胡乔木对《七十年》提出的很高要求,是他对党、对历史均抱持的负责任态度。对建国后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直接关系到党对现实和未来的认知,胡乔木特别重视。谈话中,他回顾了50年代开始“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导中的任意性”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分析了毛泽东发动并坚持文革错误的根源:“他又觉得还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帮’,又不同于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一种革命。这根本是幻想,他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出这个力量,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是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这样一个结局。”胡乔木面对问题,不回避,不袒护,又不走极端,尖锐指出,中肯解释,让人心服口服。

所谓合作化高潮,是指1955年在毛泽东推动下开始的全国合作化运动。1953年开始,全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年1月,鉴于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出现不顾条件、急于求成的苗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建议对合作社“控制发展,着重巩固”。中共中央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1月10日,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给迅速发展的合作社降温。事隔一年之后,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严厉批评邓子恢等像小脚女人,在合作社问题上已经落在了群众运动后面,提出农业合作化目前不是下马问题,而是赶快上马的问题。在毛泽东强力推动下,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由此造成速度上求快、规模上求大、所有制上求公的倾向,给仍处于传统发展水平的中国农业,带来了许多问题。

辛逸教授对嘉宾发言作了评述,指出建构真实党史记忆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党史研究的权威之作和顶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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